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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上海的發展少不了它的支撐!

2018-08-29

編者按:上海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其良好的經濟發展狀況充分反映出我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成果。改革開放40年來,上海勇于探索,圍繞建設亞洲太平洋地區知識產權中心城市戰略目標,知識產權對支撐經濟社會的促進作用充分顯現。

原標題:上海:改革開放再出發 知識產權揚風帆

華燈閃耀、行人如織。盡管夜幕降臨,上海卻愈顯繁華。在今年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組織(GaWC)公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體系排名中,上海位居第九位。作為我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上海肩負起了面向世界、推動長三角地區一體化和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重任。

“繼續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為全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作出更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對上海的發展始終寄予著殷殷期望。

開放,離不開良好知識產權環境的保障;創新,離不開知識產權制度的激勵。改革開放40年來,上海勇于探索,圍繞建設亞洲太平洋地區知識產權中心城市戰略目標,知識產權對支撐經濟社會的促進作用充分顯現。

牽住創新“牛鼻子”

“你們說這臺設備姓‘社’還是姓‘資’?”1992年2月,鄧小平視察上海貝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貝嶺,時稱上海貝嶺微電子制造有限公司)時,在一臺離子注入機旁這樣問工作人員。隨后,他意味深長地說:“對外開放就是要引進先進技術為我所用,這臺設備現在姓‘社’不姓‘資’。”如今,這家中外合資企業完成了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期許,成功研發出高速高精度數據轉換器、系統級芯片等多項科研任務,打破國外禁運壟斷。截至2017年底,上海貝嶺累計提交專利申請593件,授權專利398件,其中發明專利187件。公司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登記擁有總量241項,軟件著作權10項。

40年前,我國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上海緊抓這一機遇,積極從全球引進外資,將資金、知識等資源,眾多外資項目在這里生根,1988年成立的上海貝嶺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我國的半導體產業仍處于摸索階段,引進國外技術,解決了1240程控交換機用大規模集成電路國產化問題。”回憶起當時狀況,上海貝嶺副總經理周承捷依舊感嘆不已。“我們當時就意識到,引進技術固然重要,但如果我國自有集成電路企業沒有技術積累,就會永遠走在別人身后難以超越。”他告訴記者,上海貝嶺在成立初期就對自身研發能力的積累十分重視,建立了研發中心。1996年,上海貝嶺提交了第一件專利申請。此后,《上海貝嶺專利管理規范》《上海貝嶺知識產權獎勵制度》等知識產權制度相繼出臺。成立20年后,上海貝嶺完成了從集成電路制造向設計業的戰略轉型,擁有多項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業務。“我們現在正在加大核心專利、高價值專利的申請,增強公司競爭力。”周承捷表示。

“科技要先行,專利是保障。”1999年,時任上海市專利管理局局長錢永銘如是說。改革開放初期,隨著我國國際交往的發展,各方面越來越多接觸到專利問題,上海的知識產權工作可謂是伴隨著改革開放與這批創新企業一同發展起來的。1984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頒布,同年10月,上海市專利管理局成立,具有專利行政管理與專利行政執法雙重職能。2000年,上海市政府在機構改革中將上海市專利管理局更名為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并列為市政府的直屬機構,賦予其主管全市專利工作和統籌協調涉外知識產權事宜。

2001年底,我國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完成了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修訂完善,對知識產權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同年,上海市通過了《上海市專利保護條例》,并于2002年7月1日起施行。該條例是上海專利工作領域的第一個地方性法規。一系列重大法規政策的集中出臺,有力推動了上海市知識產權工作的發展。

隨后,上海以制定和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為抓手,加快完善上海知識產權制度建設。2004年9月,上海市頒布了地方首個知識產權戰略綱要《上海知識產權戰略綱要(2004-2010年)》。“這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為適應市場經濟競爭需要、主動迎接知識經濟挑戰而做出的重大舉措。”當時的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局長陳志興這樣評價。2008年9月,在《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頒布3個月后,上海市政府出臺《關于本市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若干意見》,促成地方戰略與國家戰略實施工作緊密銜接、同步推進。

“知識產權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世界知識產權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時任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局長呂國強告訴記者,“2012年,上海市政府出臺《上海知識產權戰略綱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力爭把上海建設成為‘創新要素集聚、保護制度完備、服務體系健全、高端人才匯聚’的亞洲太平洋地區知識產權中心城市的發展目標。2016年,上海市政府印發了《關于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支撐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實施意見》,為在更高更新的起點上推進上海知識產權工作發展指明了方向。”

2018年2月28日,應國務院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邀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高級專家團首站走進上海,調研評估上海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十年情況。“十年來,上海知識產權工作實現了跨越發展,知識產權綜合實力位于全國前列。”時任上海市知識產權局陳亞娟局長向專家團成員介紹。專家們認為中國知識產權戰略要素齊全、執行有力,有效推動了地區知識產權工作發展,為亞太地區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益范例。2018年上半年,上海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為44.5件,全國排名第二。

升級保護防火墻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浦東是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改革開放,讓這片曾經的農田變成了制度創新的試驗田,對于知識產權領域同樣如此。

2016年3月,浦東新區知識產權局接到一家四川公司的訴請,理由是一家美國公司在浦東新區全資注冊子公司在我國境內售賣建設器材產品安轉的軟件“iFit!”,涉嫌侵犯了其商標專用權。浦東新區知識產權局經調查后發現,四川公司是“iFit!”商標在我國商標第9類上的商標權人,被反映的公司及其母公司恰恰沒有在第9類商品上取得“iFit!”商標注冊。雙方在請求行政處理、私下就轉讓商標均未果的情況下,希望通過浦東新區人民調解組織徹底解決這一糾紛。經過調解,最終訴請雙方達成轉讓協議。“傳統行業轉型‘互聯網+’而涉及到相關軟件、APP等問題是商標案件執法面對的新挑戰,通過人民調解委員會主動作為,不失為一種可供選擇的快速解決途徑。”浦東新區知識產權局副局長張軍表示。

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是外資企業是否愿意投入的重要考量,近年來,浦東新區持續知識產權保護層面進行探索,自2015實現集專利、商標、版權“三合一”知識產權管理以來,浦東新區知識產權局著力完善行政保護、司法保護、仲裁調解、社會驅動“四輪驅動”模式,累計解決知識產權投訴舉報990起。通過行政執法,成功實現1天內化解6件涉及迪士尼知識產權侵權案;與多部門聯合執法,對涉嫌假冒新西蘭“ZESPRI(佳沛)”水果侵權行為進行查處……一批涉外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有效處理,浦東新區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進一步優化。

今年2月,中國(浦東)知識產權保護中心正式運行,快速審查、快速確權、快速維權等功能全面開展。該中心目前已經協助浦東新區知識產權局辦理專利、商標案件執法13件,參與專利、商標專項執法行動2次,配合浦東新區知識產權局完成120家市場主體的商標、專利、版權的“雙隨機”檢查。

針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上海市同樣積極探索。“1994年以前,上海沒有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審判機構,知識產權案件分別由經濟審判庭、民事審判庭審理。1994年2月15日,上海市高、中級人民法院成立知識產權審判庭,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民事案件。”呂國強回憶說。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專職審委會委員陳惠珍是上海市不斷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見證者,她向記者回憶起了她參與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的過程:“當時我還在浦東法院工作。1995年,我作為審判長接觸了第一例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涉及侵犯原告的包裝特有裝潢。那一年浦東知識產權法庭以專業化需求為導向,提出機制構想,1996年,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于在全國率先探索知產庭審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三合一’審判機制。”2014年,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成立,陳惠珍成為其中一員。該法院積極探索,持續優化上海市的營商環境。

“目前,上海已初步構建形成了行政執法與司法保護有效銜接、‘爭議仲裁、糾紛調解、信用管理、行業自律’并行發展的知識產權大保護工作格局。上海法院受理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從2009年的2465件上升至2017年的1.5809萬件,年平均增長率31.02%。同時,上海市深入組織開展了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工作行動,始終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保持嚴打高壓態勢。”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副局長芮文彪介紹。

此外,上海持續加強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建設,著力拓寬維權渠道、降低維權成本、縮短維權時間。2008年以來,上海先后組建了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知識產權公證法律服務中心、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知識產權商事調解中心,推進了知識產權司法鑒定機構和仲裁機構的建設發展,并探索將知識產權行政處罰信息納入上海公共信用信息服務系統和企業信用等級評估標準體系。

提升經濟原動力

如何通過知識產權工作實現企業發展、產業升級,助推經濟發展?上海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道出了答案。

記者一走進上海知識產權交易中心大廳,就被迎面的知識產權掛牌項目吸引,專利、技術秘密等一個個知識產權項目正在這里等待被轉化。2017年1月,上海知識產權交易中心正式成立。相比于1999年成立的上海技術產權交易所而言,上海知識產權交易中心更加年輕,目標也更為明確,即成為國際化綜合性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平臺。“中心業務領域涉及知識產權轉讓許可、作價投資、質押融資等內容。已完成石墨烯技術轉讓、‘白熊’商標轉讓等多個千萬級知識產權交易項目。”上海知識產權交易中心董事長邱益中告訴記者。2009年至2017年,上海專利轉讓/許可交易數3550件,交易額33.65億元。2017年,上海知識產權交易中心全年實現知識產權意向掛牌項目888宗,成交20宗,成交金額近1.48億元。

成立上海知識產權交易中心是上海改革創新實踐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委會知識產權局是國內首個自貿區集專利、商標、版權行政管理和執法職能于一體“三合一”的知識產權局,上海浦東新區知識產權局是國內第一家“三合一”知識產權局,上海市政府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簽署了知識產權發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成立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等。“這是上海多年來在知識產權工作方面的探索結晶。”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單曉光表示,上海之所以能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其在知識產權工作上先行一步功不可沒。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下,品牌建設成為上海經濟重要增長點,在這里,傳統企業擦亮了金字招牌,新晉企業塑造自有品牌。2017年9月,上海商標審查協作中心成立,該中心承擔了約1/4的國內商標注冊申請量及馬德里商標國際注冊的受理審查職能。

在上海街頭,女明星手帶珠寶大幅廣告格外引人注目,“百年老鳳祥,經典新時尚”傳遞出“老鳳祥”品牌的發展之道。2017年,“老鳳祥”品牌營業收入累計完成393.4億元,利潤總額累計18.06億元,連續10余年保持兩位數增長。“老字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是民族血脈的一部分,而以專利和商標為主體的知識產權工作為‘老鳳祥’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與源泉。”老鳳祥首席發言人王恩生陪伴著這家企業走過了46個年頭,“改革開放為老鳳祥帶來了發展新機遇”。

在世紀交匯時,老鳳祥實現了股權激勵機制,員工每年有較高的分紅和工資獎金待遇,這為老鳳祥留住了一批創新人才。王恩生介紹,他們在工藝上進行創新的同時,會及時提交專利申請。老鳳祥與上海交通大學合作研發,于2011年獲發明專利權的“用于千足金首飾的強度優化方法及其合金材料”,可以有效地提高千足金的強度,并保證其滿足24K金的成分要求。近兩年,老鳳祥加快了境外市場的拓展與布局,在紐約、溫哥華、悉尼等境外城市的黃金地段開設了10余家門店,擦亮了我國民族品牌的名片。在王恩生看來,如今老鳳祥的品牌效應與改革開放后積極進行知識產權布局密不可分。從1985年開始,老鳳祥在黃金珠寶類別上注冊“鳳祥”“老鳳祥”系列商標。2005年,老鳳祥有計劃地在馬德里體系以及美國、加拿大等16個國家及地區注冊“老鳳祥”商標,涉及珠寶、首飾、眼鏡、手表等17個大類。

百雀羚、自然堂、韓束……這些集聚在上海奉賢區的化妝品品牌,幾乎是無人不曉。2015年底,奉賢區提出“東方美谷”的概念。“我們發現奉賢區有很多美容護膚品、生物醫藥等與美麗、健康有關的企業,因而把這個產業園區取名‘東方美谷’,希望發揮這些品牌的集聚效應,打造出‘東方美谷’的區域產業品牌。”奉賢區副區長顧佾介紹。

“改革開放再出發。上海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將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和國務院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決策部署,以推進‘上海服務’‘上海制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建設為抓手,堅持高質量發展、卓越發展、創新發展的理念,大力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充分發揮知識產權的技術供給和制度供給雙重作用,全面推動知識產權工作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奮力開創新時代上海引領型知識產權強市建設新局面。”芮文彪表示。

記者手記

上海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其良好的經濟發展狀況充分反映出我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成果。在上海的創新發展中,無論是在我國企業創新研發的成果保護、亦或是吸引外資所要構建的一視同仁的營商環境,知識產權的作用不容忽視。

上海市的知識產權工作繼承了這座城市不斷探索、改革的基因。近年來,在自貿區和浦東新區建立專利、商標、版權“三合一”知識產權局,成立上海知識產權交易中心、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中國(浦東)知識產權保護中心等等,這些探索實踐讓一大批企業受益,也讓上海市的知識產權工作聲名遠播。

40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上海市的知識產權工作逐漸成熟,成為了上海市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本報記者 吳珂 通訊員 聶莉)

(文章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責任編輯:崔靜思 蔡瑩 編輯:呂可珂 高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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