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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華:“博士論文是你一生的基業”

2018-10-15

本文節選自《我的饑餓記憶與飲食史研究——有關博士論文的一些陳年往事》(《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自序)。

這本小書是由我的博士論文加工而成,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初版,距今已有十七年。因擔心自己被劃歸只做“邊角學問”的“左道旁門”,此后我并未進一步探研中古飲食問題,對海內外同仁的有關新作亦未認真跟蹤,這次增補再版當然也就不能提出什么突破性的新見解。

最近幾十年,中國史學發展一日千里,研究領域不斷開拓,理論方法日新月異,新穎論著噴涌而出。這本小書,不論從題材內容、問題意識還是思想路徑來看,都已經是相當陳舊過時,如今翻騰出來再版,恐怕難免“炒現飯”之譏。不過,決定修補、重刊不完全因為敝帚自珍,而是因為多年來我迷迷茫茫地四處摸索,從農業史到社會文化史再到環境史,游蕩于幾個領域之間,卻愈來愈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其實一直還在圍繞著原先那個問題起點打圈圈。

這個起點就是:歷史上的人們如何填飽肚子、維持生命?數千年來,荒歉饑饉始終是中華民族無法揮去的最大夢魘,缺糧乏食一直是蕓蕓眾生難以釋緩的最大生存焦慮,部族沖突、階級斗爭、社會動蕩、王朝覆滅,皆系于食。如今,中華大地物阜民豐,國人食物營養充足,四十余載兩代人民不知有饑餓,實屬曠古未有。然而如何吃得更安全,從而活得更健康,依然是一個值得關切的重大問題;能否保證子子孫孫永不挨餓,一直能吃得飽并且吃得好,就更加無法百分之百地打包票。作為一名以治史謀生的研究者,我既無縱橫捭闔、指點江山的胸臆豪情,又無游心詩畫、品評人物的高雅識鑒,只好關心一下尋常人家俗物瑣事,繞來繞去,都離不開“吃喝”二字。

人生苦短,學海無涯,資質愚鈍如我,雖然誠心向學,亦算勤苦,然而二十年時間飛逝,今已鬢白齒落,所得僅是幾縷零散思緒,像舊時紡錘上胡亂纏繞的棉線,常常理不清頭緒,還隨時發生中斷。半生勞碌,光陰虛度,不曾織就寸尺錦繡、片段華章,少年夢想浸付黃粱。難哉,學問!悲夫,書生也!今既提不出任何高卓新見,稍稍修補舊稿,借機坦承教訓,以為后生俊彥之戒,亦算是聊盡一份教師之責吧。只是,凡人年逾半百,問學謀生多少都曾經嘗過一些酸甜苦辣,陳年舊事,過往得失,本宜暗自懷揣,不足為他人道起。我俗人說俗事,話題既極平庸,復如村嫗里叟般絮叨,恐將貽笑大方,招人厭煩,心惴惴其栗也!若蒙青桐雛鳳不棄,耐心一覽,引我為戒,少走彎路,我將至感榮幸!

一、尋覓:博士論文選題的困擾和曲折

當今社會行業、職業愈分愈細,謀職就業都講文憑學歷。所以我們的境遇與老輩史家頗不相同,要想成為一名專業歷史學者,絕大多數都須擁有博士學位,這意味著必須花費多年寶貴青春年華進行一段專門修煉,其間最重要的課業,是在沒有窮際的“過去世”選擇一個“有意義”的問題做一番苦心參研,完成一篇合格的博士學位論文。博士易得,佳作難求,博士論文之成敗,對一位歷史學者的學術生涯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所以,多年來我一直告誡周圍的同學:“博士論文是你一生的基業。”

事實上,博士論文不僅是學者個人“一生的基業”,而且是一個時代的學術基業。這些年歷史學博士批量產出,論文質量難免下降,但將來最優秀的學者終究只能從博士生中脫穎而出,最杰出的成果亦將主要從博士論文中孕育。歷史學是一門特別需要積累的學問,不日日積薪做到一定火候就寫不出大的文章,所以比起其他許多學科,少年成名的歷史學家相當稀有。但是博士生正值精力最旺盛、思維最活躍的人生階段,是形成學術理路、積聚創造能力的關鍵時期,最具創新性的成果大多是在博士論文中初具雛形。當下學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包括職稱評審、年度考核等等制度設計不夠合理,很多教授都無法像博士生們那樣朝于斯、夕于斯,集中數年時間、圍繞一個問題專心致志地求索和思考,所以許多學者平生最好的學術成果就是其博士論文。我曾向多家雜志主編進言:不要過分追求表面好看和短期影響力,把征稿對象鎖定在那些已經成名成家的教授、博導,而應該多多關照剛畢業甚至還在讀的博士生們。他們的論說可能尚嫌稚嫩,不夠圓融,文字亦欠老到,但給他們提供更多發表機會,既是培養未來史學家的需要,也是學術雜志保持創新活力的需要。

這種想法可能得罪高人,但我實話實說,既是根據世相觀察,更是基于個人體驗。博士畢業以后,我一直試圖拓寬領域,思考卻始終難以遠離當年那個問題起點,大部分成果也都是對博士論文的修補、拓展和延伸,當年朦朧產生的想法,有些至今還在影響著我對學生進行論文指導。非常可笑的是,因為急于回歸“正宗”、融入“主流”,我曾經一度刻意回避飲食史研究者這個角色,但是倘若完全放棄這個基點,我便更加無處容身。由于一向喜歡胡亂翻書而不求甚解,我的想法不少,但大多既不著邊際又不得要領;零星發表的文章,東拉西扯,像游擊隊員,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究竟是農業史、社會史、文化史,還是環境史?連自己都掰扯不清。回顧工作三十余年來的求學軌跡,興趣從農業史轉到社會文化史,后來又做起了環境史,看似經歷多次轉向,闖蕩了幾個領域,實則都沒有遠離“飲食”這個基本生存問題,不論做什么題目,都不由自主地與古往今來的“吃”“喝”聯系起來。是否可以借用一個經濟學概念稱之為“路徑依賴”,我拿不準,感覺更像是“宿命難違”。

做博士論文的關鍵在于選題,首先須在選題上多動腦筋,需要費盡心機。最近十多年,我每年都招收若干碩士生和博士生,與同學們交流,不免會談起自己的求學經歷,特別是做博士論文的教訓。多位同學曾經問我:當初為何選擇華北飲食問題做博士論文?我猜想他們的感覺多少有些怪怪的,心里或許存有下面這些疑惑:其一,需要和值得研究的歷史問題不計其數,飲食之類俗物瑣事向來不登大雅之堂,寫幾篇“豆腐塊”文章供作茶余飯后談資就好,還值得花費多年心力做一篇博士論文嗎?其二,我是一個南方人,自然更熟悉南方生活,何以“舍近求遠”去研究自己并無實際體驗的北方飲食問題?其三,讀過本書的同學心里可能還隱藏著一個疑問卻不敢直接向我提出:書中討論的那些問題并無多少文化韻味,書名添上“文化”二字豈非畫蛇添足?

我很理解這些疑惑,它們其實是初入史門所必須解決的三個基本問題:其一,哪些歷史問題值得做專門、系統的研究?對同學來說,它可以轉換為“博士論文應該選什么題?”。其二,歷史研究是否與個人生活體驗相關?探討歷史問題是否應該和怎樣結合個人生活體驗?其三,歷史學者應如何有效地借取并準確地運用不同學科的話語、概念,避免胡亂套用導致思想含混不清?這些問題不僅是同學的疑難,也是老師的困擾,我實在無法清楚地做出回答,只好講講自己曾經的曲折,或能提供些許參考。

先說說我在進行博士論文選題過程中曾經的困擾。

1996年,我年滿三十三歲,蒙張國剛教授不棄,招收為他的第一名博士生,研究方向是隋唐五代史。因我是已有十二年工作經歷的“老生”,又是在職上學,我倆還是少年朋友和同鄉,所以張先生對我采取“放羊式”培養,任我自主安排學習,博士論文亦自由選題(這奠定了后來他和我本人指導博士生的基本風格)。他那樣放任我其實很有些冒險,因為積累和訓練嚴重不足,那時我對博士論文如何選題,與現在同學們一樣深感困擾。

考入南開前,我已在南京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工作了十多年。那是全國(大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家農業歷史研究機構,淵源于金陵大學圖書館農史組,新中國建立不久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成立,主要任務是發掘中國農業歷史遺產,為當代農業生產發展服務,向以古農書整理和科技史研究見長,積累豐富,特色鮮明,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知名度。但這個機構隸屬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南京農學院,學術交流活動主要在農學界,與史學界的交流卻不是很多。我長期在那里學習和生活,雖非毫無收獲,但總覺得自己像是身居僻壤的“山野村夫”。考入南開攻讀博士學位,總算重新歸了隊,但因長期“僻居”,對歷史學的發展脈絡和趨向都很陌生,對隋唐五代史的了解也只有本科期間所獲得的那點知識,這要特別感謝王永興、吳宗國兩位先生指導我讀《資治通鑒》和撰寫本科畢業論文,在我腦子里裝進了一些隋唐時代的人物和故事。直到今天,我對隋唐五代史仍然只有零亂、片斷的了解,根本談不上什么研究,所以從來不敢自詡是隋唐史專家。

更加嚴重的是,那時,中國史研究以斷代為本,各個斷代自成一統,史料條件和前人積累各不相同,研究余地和推進空間亦頗有差異,研究唐代以前的歷史,選題難度比起宋代以后要大得多。上個世紀的中國中古史研究,群星璀璨,名家輩出,寸尺之地都已經被前賢耕耘得很精細了,越讀書我就越感到,想找一個被前賢忽略或遺漏的問題做博士論文幾乎不太可能,為此我非常焦慮。無奈之下,只好退回到農業史,試圖從自己相對熟悉的領域找到一條出路。幸運的是,張老師和南開的其他先生們都非常寬容,對我這個“鄉巴佬”毫無偏見,甚至鼓勵我“做出自己的特色”。

我首先想到的是研究郭義恭的《廣志》。那是一本博物志性質的古籍,大約成書于北魏前中期,內容駁雜,但樸實可靠,全無虛妄之論,雖然原書早已散佚不存,但自《齊民要術》以下歷代文獻頻繁征引其文字,具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在原單位做碩士生時,先師繆啟愉先生曾命我輯佚該書并撰寫碩士論文。在繆先生的指導下,我用兩年時間對它進行了輯佚,關于其成書年代的考證文章曾有幸獲得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優秀論文獎。可惜因為繆先生榮休等多項人事變動,我的碩士論文并沒有寫《廣志》,而是改做了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那時我對文化史很癡迷,因此不知天高地厚地揀來幾個很流行(也很混亂)的文化概念,試圖借用文化傳播學理論來探討中國古代農業技術的傳播問題,結果因為理論空懸,史實細碎,“皮肉”兩不相親,最終一敗涂地!

博士論文可否重拾舊題?理論上有此可能。但經過一番考慮,我放棄了這個想法。原因有二:一是單做《廣志》,論說將只涉及魏晉南北朝史,與我的研究方向——隋唐五代史基本無關,我個性膽小,擔心這樣做不能通過畢業資格審查;二是《廣志》內容駁雜,但殘存文字很少,長短相兼不過三百條,不少條文僅寥寥數字,單做該書,實難展開問題討論,即便加上輯佚和校釋,亦恐寫不出一篇夠字數、有分量的博士論文。如今想來,主要原因其實還是因為自己理論修養實在太差,知識貯備嚴重不足。由于那次放棄,《廣志》研究就一直被擱置下來。十年前中國農業出版社已經將其申報列入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計劃,后來又多番催促,但我一直無法重啟這項工作,竟已變成了一塊心病。

放棄做《廣志》的想法之后,思路一度還是局促在那個小小胡同里。后來我又有過整理研究漢唐南方物產資料的設想,因先前有過一點積累。在輯佚《廣志》的過程中,我覺得花那么多時間、跑那么多圖書館,翻遍唐代以前古籍,還要瀏覽相當數量的宋以后文獻,僅僅輯錄《廣志》佚文實在太不劃算,于是我想順路輯抄漢唐之間南方地理、方物志書。當時我初步了解到:自清人王謨輯集《漢唐地理書鈔》以后,雖然陸續有人做過一些輯錄,但并無系統的整理,運用現代自然科學知識進行研究的成果更是稀有。當我提出這個想法時,繆先生未置可否,可能是對我沒有信心,畢竟知生莫如師!但時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卞孝萱先生對此特別鼓勵。記得那次(應是1987年夏天)我登門拜訪卞先生,向他報告了這個想法并且求教,他看起來比我還要興奮,滔滔不絕地同我談了整整一個下午,還特別示以郁賢皓先生的新著——《唐刺史考》,承諾我“只要你像他這樣真下功夫做出來,我一定推薦出版”。受他鼓勵,在隨后幾年中,我真的摘抄了成千上萬張卡片。可惜隨著《廣志》研究的難產,我心思大亂,未能繼續堅持,攢下的一堆卡片在后來頻繁搬家的過程中逐漸散落無存。由于電子版古籍大量涌現,即便留存下來,也沒有多少價值了。

應該說,那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至今我仍然認為它值得做一篇甚至幾篇博士論文,若能選取合理的思想路徑,注意綜合運用自然科學(包括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生態學、地理學)和社會科學(如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知識,完全可能寫出一些別開生面的大文章,增進對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自然條件和物質基礎的歷史認識。眾所周知,中國文明綿延五千年未曾發生嚴重中斷,而是不斷在開拓和壯大,實屬舉世罕見。但道路并非始終平坦,而是充滿曲折,歷經起伏。由于自然和社會眾多因素交相作用,中國大地幾度繁盛統一,亦幾度動蕩分裂,經歷了多個歷史回旋周期,每一周期的王朝興滅、政權分合、經濟盛衰、民族遷徙、人口聚散、社會重構……一系列重大變化,都同時伴隨著空間格局的顯著改變;每經過一個回旋周期,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都在比此前周期更加遼闊的地理空間實現更多自然生態、社會文化單元的新交融和再整合,最終形成如今“多元一體”的民族共同家園和百川匯流的龐大文明體系。

在波瀾壯闊的漫長歷史進程中,中古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其間最偉大的文明成就是南方地區的大發現和大開發,其于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意義,堪比西方人發現和開發“新大陸”。正是由于南方大發現和大開發,在經歷中原板蕩、帝國瓦解的空前危難之后,華夏文明不但幸免于許多文明那樣覆亡的命運,反而開拓了更大的發展空間。自六朝開始,曾經蠻荒落后、令人怖畏的南方瘴癘之地,“華夏化”進程顯著加快;隋唐時期南北重新統一,不只是簡單地恢復了秦漢帝國的政治疆域,而且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都走向更具實質意義的歷史整合,中國文明以更加雄健的姿態,在更加遼闊的土地上繼續向前邁進。在這場空前恢弘的歷史戲劇之中,有一個可能最具基礎性意義的重要內容或情節,這就是華夏民族對廣大南方復雜山川形勢、豐富自然資源和特異風土物產的不斷認知、適應和接納。倘若我們承認一個民族、一個社會關于山川形勢、自然資源、風土物產的知識、觀念和態度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條件,則我們對此一重要內容或情節之于中古社會乃至整個中國文明歷史的特殊意義,應將產生強烈的研究興趣。

我們知道:社會文明演進既具階段性又具區域性,兩者是一個緊密聯系、彼此協同和基本同步的時空過程,在此過程中,自然知識積累和技術能力增強具有關鍵意義。正如《詩》《書》《易》《禮》《爾雅》《山海經》《管子》《淮南鴻烈》《齊民要術》……關于山、川、湖、澤、原、隰,草、木、鳥、獸、蟲、魚各種自然事物的記述,對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論說,反映了“黃河軸心時代”自然知識的積累和進步,構成了“中原之中國”人民生存發展的知識基礎;東漢以降,歷經六朝、隋唐,大批涌現的地志、地記、異物志、博物志以及層出不窮的詩、賦、譜、錄、書、傳、狀……之中關于南方山川、風土、物產的豐富記述,則無疑是南方社會賴以開展生存活動特別是開發資源、發展經濟的知識憑借。稍稍關注一下中國傳統自然知識體系生成和發展的歷史,或者只需翻檢一下幾部類書,我們便可察覺:中古乃是一個自然知識顯著增長甚至迅速膨脹的時代,其主要表現正是關于南方知識的迅速增長。想象一下:在中古時代的那個特殊歷史故事情境中,一批又一批初來乍到南方的中原人士,面對迥異于北方故土的自然環境,特別是看到那些聞所未聞的奇異物種和奇特風俗,曾是何等訝異,我們也就不難解釋:何以自漢末楊孚以下竟有那么多人士不斷撰寫各式各樣的《異物志》《風土記》之類著作!有趣的是,宋代以后,隨著南方地區不斷“華夏化”,關于南方(即便是嶺南)物產的著述基本不再題名為“異”了。這個有趣的歷史現象,難道不足以引起學人開展專門系統研究的沖動嗎?很遺憾,實際情況是:以往史家雖然曾經有過一些論說,但顯然不成系統,不夠詳備。

何以如此?

經過一番親自嘗試,我很快明白:對于通常缺少自然科學知識貯備的歷史學者來說,這項研究的難度系數實在太高了!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到劉恂《嶺表錄異》,從顧微和裴淵《廣州記》、常璩《華陽國志》到段公路《北戶錄》、樊綽《蠻書》(《云南志》),從徐衷《南方草物狀》、嵇含《南方草木狀》、戴凱之《竹譜》到陸羽《茶經》,從左思《吳都賦》《蜀都賦》到謝靈運《山居賦》,從郭義恭《廣志》到段成式《酉陽雜俎》……,見于各種記、志、譜、錄的奇異草、木、鳥、獸、魚、蟲,品類極其繁多,單是名實考證一項之難便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雖然上述各類文獻有許多早就亡佚,但其遺文散見于《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所載動、植、礦物仍然數以千計,其中不少物種可能已經滅絕,要想運用現代動、植、礦物命名、分類方法一一考辨其為何物、所屬何類,幾無可能。不僅如此,因古人記物記事常常隨性而為,缺少標準用語和規范描述,同名異物、異名同物之類現象極其普遍,更使名實考證難上加難。就算只期考辨出其中仍然可考者,至少亦需耗費十年以上時間并用罄全部心力,方能有所成就。倘若還想從自然與文化兩個方面進一步解說各種“異物”的品類、物性、環境、價值、用途、風險危害、象征意義……,不但需要具備豐富的植物、動物、礦物、地理知識,而且需要具備諸如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多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貯備與理論素養。因此,在決意開展此項研究之前,就必須在思想上做好“板凳甘坐十年冷”“慢工出細活”的充分準備。慚愧的是,雖然我對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有所認識,卻沒有義無反顧地投身其中的勇氣:一方面自知學識寡薄,能力不逮;另一方面因學制限制,在短短三年時間里,我無法就此完成一篇合格的博士論文。

雖然當時我是相當糾結,設想屢經改變,選題舉棋不定,但下面的幾點考慮已經比較明確:

一是要選擇研究有意義的“真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是從相關領域學術本身發展脈絡中延伸出來的,也可能是受到現實的激發或者由于現實需要而提出來的。研究目標是提出一些以往不曾擁有的新知識和新見解:要么對解說更大的歷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要么對認識和處理某些現實問題具有參考價值,或兩者兼而有之。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了。如果沒有這些追求,隨便抓到個問題就去找材料、湊字數,就沒有必要耗費幾年的寶貴生命做論文了。

二是要盡量選做自己較熟悉的課題。具體來說,對這個課題應有一定的前期積累,在以往學習和生活中有所接觸,有所思考,擁有一定的理論知識貯備,最好還有些實際生活體驗——哪怕只是來自于某些業余愛好。如果還掌握了某種特殊的技能和本領那就更好了,因為這樣就可能做出只有極少數人,甚至只有你自己才能做得出來的“絕活兒”。倘若兩手空空,毫無前期積累,一定做得極其辛苦,從問題設計、資料查詢到事實分析都很難找到那種“特別的感覺”,到了寫作階段也常常會感到無話可說,鍵盤都敲不連貫。如此這般寫出的論文,恐怕每個句子都是一個字一個字硬憋出來,而不是從心中自然流淌出來的,花費再多的力氣,別人讀起來還是磣牙澀口,索然無味。

三是選題應具一定開放性和延展性。如上所言,對今天的大部分歷史學者來說,博士論文實為“一生的基業”,畢業后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研究理路和史料基礎可能都是博士論文奠定。因此選題應綜合評估個人志趣、前期基礎和學術趨向、時代需求以及客觀條件(例如史料條件),有格局性思考和大問題關懷。題目不宜太小,不能一篇文章就做到了頭。在這一點上,博士論文顯著不同于本科畢業論文和碩士學位論文。理想的選題是:既能在規定年限之內做出一篇要素具足的博士論文,能夠順利得到學位;又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和延展性,上下左右的史實和內外前后的問題具有比較廣泛的連續性和滲透性,并且資料條件支持持續開展有系統的研究和發表成系統的論著。

四是選題宜先大后小,逐漸收縮。通常情況下,博士論文最初的選題只是一個大致工作方向,沿著這個方向去調查前人成果,查詢原始資料,但研究對象、時空范圍、核心命題和支撐論題都很可能需要進行較大調整,原因是:先前所設想的大小問題,有些(甚至可能全部)前賢已經解決、無須再做,抑或前人未做、后人也做不成,因為有些問題雖然很重要,但缺少最起碼的資料條件支撐,因而無法研究。最初設定的時空范圍,可能因資料甚多、問題很復雜而顯得太大,也有可能因資料太少、無法細究而顯得太小。

總之,博士論文選題常常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事先應有準備和預案。例如,就中古史研究而言,合理的操作方式是選題宜先大后小,文獻資料調查和搜集的口徑亦宜先闊后窄。如果實在太大,無法駕馭或者短期無法完成,可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收縮;倘若開始選題很小,又缺乏“小題大做”的資料條件和方法手段,等到發現此路太窄,走進了一個狹小的胡同,敘事、論說都無法展開,再調頭重來必定造成時間、精力上的很大浪費。

在這方面,我本人就曾經有過一些教訓。如前所言,我生長在南方,那里向以水稻為正糧,以米飯為主食,生命系統建基于水田稻作生產體系而顯著不同于黃河中下游的粟、麥旱作農業。我比較熟悉南方,前期資料積累和研究興趣亦偏重南方,所以一開始打算以中古南方飲食作為博士論文選題。經過一段時間的史料搜集,我發現那時歷史記錄仍然偏重北方地區,關于飲食尤其如此,關于南方飲食的有限史料似乎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設計,完成一篇問題與資料相匹配的中古南方飲食史論文。所幸我原本打算做完南方還要做北方,因此文獻資料南北兼收,所以沒有發生中途改題和全面返工的問題。結果如大家所知:我至今仍然只做了北方,南方飲食問題反而被撇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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